先简单罗列一下那些比较出名的、喜欢杀妓女的连环杀手：
时代广场扼杀者理查德·科廷厄姆
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
奥地利连环杀手杰克·恩特威格
白教堂血案开膛手杰克
约克郡开膛手皮特·萨特克利夫
广州连环杀手罗树标
柏林连环杀手海因里希
沈阳连环杀手刘学新
长岛杀手乔尔·理夫金
德州杀手塞缪尔·利特尔
马里兰州人肉汉堡老板乔·梅斯尼
加州连环杀手威廉姆·萨福
纽约州连环杀手爱德华·弗朗西斯
爱荷华围猎者罗伯特·汉森
加拿大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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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连环杀手和妓女的关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被研究了，从FBI200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死亡三人及三人以上的系列杀人案”中性服务者（妓女）被标注为“较为常见的受害人群体”。（37.4%，2002～2007），而且这些以妓女为主要目标的案件中“凶手年龄在30岁左右，通常和被害妓女相近”。
“杀妓女”可以视为一种连环杀手的“决策”，因此，我想从“成本、风险、收益”三个维度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假设一个内心变态的杀手半夜辗转难眠，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上爬，迫切的需要去大街上找个人来杀。
不同于五芒星杀手理查德·拉米雷兹那样没有脑子的无组织型杀手，他更“聪明”，很会说话，外表看起来也很普通，没有什么攻击性，所以他的狩猎过程更有策略，简单的说，他要想方设法将受害人骗到自己的陷阱里。
对于这一点，变态杀手各有各的办法：
恋物癖杀手格拉特曼的办法是招模特
泰德邦迪的办法是装残疾人寻求帮助
还有些杀手则是假装警察、保险推销员等身份骗开受害人的门
这些做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只属于自己与受害人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作案空间。
但是，傻子毕竟不多，杀手们很可能瞎逛一整天到头一无所获，最终扫兴而归，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包括构思狩猎过程的脑力成本，以及狩猎过程中付出的时间成本。
可不要小看了“时间”对于这些人的重要性，他们一旦决定要出去“狩猎”的时候，一般都处于一种变态欲望“严重匮乏”的状态，每一秒钟对他们来说都很难熬，可谓度日如年。
要降低这样的成本，那么这个被狩猎的“倒霉蛋”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1.能被凶手遇到（找到）
2.警惕性不高
于是，妓女完美符合条件，这类人活动区域相对固定（红灯区、酒吧歌厅），只要见到了，递个眼神谈个价格就能上车跟你走，甚至还能对人保密去处，根本不用动太多脑筋。
对于杀手来说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肥牛，随时想吃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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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们要面临的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风险”问题，主要体现在成功杀掉受害人后，这也是他们在之前就必要想好的，杀了人之后要怎么办。
“妓女”这个群体再次出现了一些“优越性”。
妓女属于“隐形群体”（invisible group），是社会的边缘人群，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死了就死了”、“不值得同情”。
1986年，威廉姆·萨福开始在加州疯狂杀妓女，短短六年就在艾尔辛诺湖边杀掉了十三人，但无人关注，萨福本人对此都惊讶不已，干脆把尸体扒光扔在了百货市场门口的垃圾桶里，过了几天打开电视发现还是没有报道，甚至到萨福被捕，都因为撞上了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几乎没有得到报道，毕竟“死的只是妓女而已”，远远没有橄榄球运动员杀妻那么“上流”，不受关注也是正常。
外界关注低、社会关系性弱，导致了妓女的悲剧：
“她就算是消失了，往往也没有人会第一时间发现”
“就算是发现她消失了，也不会觉得她遇害了”
“退一万步讲，就是遇害了，甚至也没有人想去多管”
一般人失踪：MISSING
妓女失踪：MISSING MISSING
对于这一点，加里·里奇韦非常认同：
于是，妓女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杀了也没人理会”的群体，选择她们下手属于一项典型的“低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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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收益”问题：
1.满足他们单纯的杀人冲动
2.方便他们进行强奸、施虐等带有异常性需求的动机
3.妓女的身份能为“代偿性杀戮”提供动力
4.某些杀手的行为合理化的理由
首先，对于一些变态杀手来说，杀人不需要别的理由，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需求，妓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自然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其次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也可以满足他们那些不同于常人的、龌龊、血腥而残酷的性需求，比如科廷厄姆，一开始他靠捆绑、殴打那些妓女获得性幻想的满足，后来这种幻想进一步加剧，他需要折磨、杀掉她们才能获得快感，他需要让她们痛苦——就是这种痛苦让他欲罢不能，他的快感不是来自性行为本身，而是来自勒死受害人这一过程中源源不断的刺激感。
这两方面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妓女”本身带有一些“标签”，比如“淫荡不自爱、肮脏下贱、婊子”等，这很容易和一些变态杀手的童年经历、原生家庭中那些“坏母亲”、“坏妻子”等形象结合起来，甚至有的杀手母亲本身就是妓女。
于是，有着这些不良经历的变态杀手便将妓女视为这类给过他们痛苦经历的“代替品”，通过杀害妓女来宣泄内心对于代偿主体（具体）人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代偿”的模式。
不良标签化导致妓女容易成为代偿杀戮的冤魂。
依旧用里奇韦举例，之所以“盯着妓女杀”，除了前面提到的“成本”、“风险”两方面原因外，和他的经历也有关系：
母亲，是里奇韦第一个厌恶的女人，这个女人有着高度控制欲，总是试图支配周围一切事物，同时他也会千方百计的避免周围情况的“失控”，这让里奇韦非常厌恶。
成年后，里奇韦和第一任妻子Kraig结婚，然后去了越南服兵役，在这个期间被戴了绿帽子，Kraig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里奇韦看来，自己的妻子很下贱，他称呼她为“那个妓女”。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厌恶的第二个女人。
接下来，他和Betty开始了第二个婚姻，但最后Betty主动要求和他离婚，因为“他经常要求非正常体位性交而且伴有暴力行为。”
里奇韦表示第二位妻子也很“下贱”“肯定背叛了婚姻”，简直是“放荡的妓女”。
第二任妻子，是他厌恶的第三个女人。
两个妻子的“背叛”行为，让里奇韦认为女性是下贱的，不可信的，所以在他看来妓女就是代表这两个特征再好不过的替代品，于是针对这个群体展开屠杀。
标签化能让变态杀手在杀害妓女的同时满足自己对特定具体人的报复心理，同时还能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合理化的理由本身一部分原因来自社会自身对于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认知，另一部分原因则来源于宗教，比如《圣经》。
很多喜欢杀妓女的变态杀手都喜欢《圣经》，在他们看来《圣经》给了他们杀掉妓女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妓女是最好代表他心中“下贱臭虫”的群体，她们是这个社会的毒瘤，而自己具有了清除她们的责任，她们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怜，但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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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泰德·邦迪，一个“打心底看不起妓女杀手”的连环杀手。
1982年，加里·里奇韦于华盛顿疯狂作案期间，邦迪正在监狱中观看他的表演，他提出要给绿河杀手做“心理侧写”，当时的FBI探员凯普尔答应了邦迪的要求，邦迪给出的意见中，可以几乎准确的判断出抛尸地点和受害者年龄，但是他拒绝给出凶手其他信息，全程保持着十分自负自傲的姿态，说“这种胆小的小丑（约翰·盖恩躺枪）不值得我去思考过多”。
邦迪对绿河杀手的不屑和蔑视让凯普尔吃惊，邦迪认为自己是连环杀手中的达芬奇，和只会杀妓女的“虫子”不是一个级别。
有趣的是，在绿河杀手被捕后凯普尔曾经要求他评价一下向警方提供分析意见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但是里奇韦只是冷淡的笑了一声。
之所以邦迪会有这样的反应，本质上来说是因为他和里奇韦不是一个类型的连环杀手，他虽然也是代偿式杀人，但杀的都是那些中上阶层、留着长发中分的漂亮女人，杀这些人要付出的“成本”，面临的“风险”要比杀妓女多太多，邦迪脑子里很清楚这点，所以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连环杀手中的“人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