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学与社会学法理学范畴的问题。
神父不能对警察泄密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是神在人间的代理机构。而神父理论上是神的福音传道者。
简单理解就是这个机构里的人是一种超脱于世俗的存在。拥有一种超然于世俗之外的权柄与至高的榜样力量。
国王的归国王，上帝的归上帝。
国王掌握世间的权柄，规范人世间的秩序。而上帝的权柄则在天堂与地狱，今世，来世，前世，末世掌控秩序。是超脱于人世间的法规的一种秩序力的存在。
而告密，则是一切人间与天堂的最堕落的行为，是把环境改造成地狱的一种最佳手段。
一切堕落行为的最初始的引子就是告密，当告密行为普遍到人们觉得告密行为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时，你虽然并不生活在地狱，但你生活的环境一定已经糟到一种比地狱更地狱的地步了。
因为告密是一切道德信念的最后一道底线。
所以天主教潜移默化的视自己对忏悔的保密为一种至高的道德榜样，而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的职业操守。它是给人世间树立的一颗启明星。
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道德准则的说法。
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中国历代各朝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例如汉宣帝时期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后来的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它认为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此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
因为中国古人一样知道，告密行为是一种道德底线的突破。
而在英美法系中，拒绝作证权是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权力。比如某些特定身份或职业的人员，在特定情况下，可享有不作证的特权。这些特权可能基于夫妻关系、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神父与告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等。例如，如果证人的证言可能揭露其配偶、亲属的某些私密信息，或者涉及职业上的秘密（如律师与客户的通信），那么这些人可有权拒绝作证。
法律并不是全无通融与铁面无情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需要考虑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因素。
而教会对告解保密的坚持，正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坚持，也是社会最后一道道德保险栓的象征。也就是说，当人世间的权柄刻意鼓励人们互相告密，以巩固自己权柄的唯一性时，造成活地狱的状态后，这时候人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在于神性秩序的超然坚持。
它就在那，不以君王和暴政的意志为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