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本文仅作为科普读物，文中可能存在诸多谬误、主观色彩、对资料的机械翻译、偏题以及语句不通顺之处，敬请谅解。
1981年塞舌尔政变企图,也被称为“塞舌尔事件”（Seychelles affair）或“安杰拉行动”（Operation Angela），是一次由南非策划但最终失败的政变，旨在推翻总理弗朗斯-阿尔贝·勒内（France-Albert René）的政府，并恢复前总统詹姆斯·曼查姆（James Mancham）的权力。
当时南非政府鼓动一支雇佣兵集团到塞舌尔实施政权更迭。然而，这次组织混乱且资金不足的行动受阻，当时一名塞舌尔海关官员在其中一名抵达雇佣兵的行李中发现了武器并拉响了警报。经过长时间的交火，雇佣兵们劫持了一架飞机，逃往南非德班（Durban）。他们在南非法院受到起诉，但获得了宽大处理。联合国和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调查谴责南非政府参与企图推翻邻国政府的行动。
塞舌尔共和国于1976年6月29日脱离英国独立。詹姆斯·曼查姆担任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担任总理，但两人关系迅速恶化。1977年，当曼查姆身在伦敦时，勒内的左派支持者发动武装政变。尽管勒内否认参与政变，但他还是于6月就任总统。
作为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成员，勒内政府被美国视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并亲苏联。这导致了1979年美国策划推翻其政府的阴谋——该阴谋被揭露，导致120名在主要岛屿马埃岛（Mahe）上美国空军卫星跟踪设施工作的美国平民中的数人被驱逐（出于经济原因该站被允许继续运作，但租约条款经重新谈判，改为对塞舌尔更为公平）。美国驻肯尼亚大使以及驻塞舌尔代办也被牵涉进政变阴谋中。
1979年下半年，勒内的政党再次赢得了选举。他在国内推行社会主义议程，激怒了人数虽少但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人口。在他的统治下，南非飞行器的着陆权被取消，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也恶化了。勒内经常警告说，旧政府的同情者正在密谋利用雇佣兵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这些所谓的阴谋被夸大了，甚至是为了监禁政治对手而捏造的借口。
1978年，被废黜的曼查姆通过塞舌尔的流亡者接触南非政府，寻求对反政变的支持。南非政府愿意提供援助，并为此预留了少量特种部队，但让曼查姆的代表去找麦克·霍尔（Mike Hoare）和一家名为“Longreach”的南非政府幌子公司。
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疯狂的麦克”（"Mad" Mike）霍尔曾在刚果危机期间担任雇佣兵，他在之前的行动中以非常疯狂的行为而闻名。当时他已退休居住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希尔顿镇（Hilton），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和投资经理。最终，他同意领导这次政变。
南非官员以“安杰拉行动”（Operation Angela）为代号组织了这次政变。随着计划的发展，南非国防情报局（Defence Intelligence Division - SADF-ID）和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 NIS）之间就哪个机构负责该行动出现了内部斗争。最终，国防军（SADF）负责该阴谋，但NIS特工马丁·多林切克（Martin Dolinchek）被任命为该行动部队的联络官。塞舌尔流亡者杰拉德·霍罗（Gérard Hoarau）、保罗·周（Paul Chow）和伊迪·卡米尔（Edie Camille）协助策划了政变阴谋。
据称几位著名的肯尼亚政客事先知晓这次政变，最主要的是总检察长查尔斯·恩琼乔（Charles Njonjo）、警察专员本·盖蒂（Ben Gethi）、肯尼亚刑事调查局局长J·D·欧文（J.D. Irwin），以及当时的“太阳鸟航空”（Sunbird Aviation）的老板，第七代恩尼斯基林伯爵（7th Earl of Enniskillen）安德鲁·科尔（Andrew Cole）。
在政变企图发生的二十天前，杰拉德·霍罗和保罗·周被派往内罗毕，包租一架太阳鸟航空的比奇超级空中国王200型飞机（Beechcraft Super King Air 200），注册号N 821CA，用于将流亡政府运送到塞舌尔。
也有指控称肯尼亚在阴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比如就在行动开始前，麦克·霍尔告诉联络官马丁·多林切克，肯尼亚已同意派遣“军队和警察，同时流亡政府将在内罗毕集合”。这些部队将在雇佣兵控制军营、机场和广播电台之后，乘坐飞机抵达塞舌尔——但这从未实现。
最早在1981年5月一份杂志上出现一篇题为《苏伊士以西的雇佣兵机会》的文章，颂扬了由雇佣兵接管塞舌尔和毛里求斯所带来的益处和可能性，并提到前塞舌尔总理曼查姆对此类行动的支持。这篇报道被认为是雇佣兵最早的招募信号。
政变发生后的几天后，根据约翰内斯堡的《星期日时报》的报道，杂志编辑吉姆·格雷夫斯（Jim Graves）承认他早知道一项正在计划中的大型非洲雇佣兵行动，大规模招募的消息在伦敦、巴黎、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的雇佣兵圈子中为人所知。
霍尔设法集结了一支54人的雇佣兵部队（包括他自己）。其中，27人是南非国防军成员，9人是前罗得西亚士兵，7人是前刚果雇佣兵，1名NIS特工（多林切克），以及3名平民。一部分佣兵和霍尔在此前为某部讲述雇佣兵的电影提供顾问——即野鹅敢死队。
霍尔建议为行动筹集500万美元，但知道行动开始只筹集到了30万美元。所以最终计划其余薪酬将从塞舌尔国库支付。
霍尔首先派遣九名成员作为先遣队被派往塞舌尔的马埃岛识别潜在目标，并争取不满的塞舌尔士兵的支持。
按照计划，其余人员将于1981年11月25日下午乘坐包租的斯威士兰国家皇家航空公司（Royal Swazi National Airways）福克F-28飞机抵达，伪装成度假的橄榄球球员和一个慈善饮酒俱乐部的成员。至于几个俱乐部的名称，他们采用了他们的啤酒俱乐部名称，源自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就不复存在的伦敦慈善社团的“古泡沫喷射者兄弟会”（Ye Ancient Order of Froth-Blowers - AOFB）
作为掩护的一部分，雇佣兵在他们的行李中塞满了玩具，据是要分发给当地孤儿院。实际上，这些玩具是为了掩盖藏在每件行李假底下的AK-47步枪的重量。因为霍尔判断，尽管可以海运武器进入有效，但执行成本太高，所以他们打算直接使用空运。
如果成功抵达并与先遣队会合后，雇佣兵计划分散到岛上各个酒店，直到勒内在“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召开内阁会议时发动政变。他们将占领议会、机场、广播电台、警察局、位于普安特·拉鲁（Pointe La Rue）的军营以及其他战略要地。
他们还计划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他们已代表曼查姆夺取了政权。塞舌尔流亡者向雇佣兵保证，他们将得到一支400人的“当地抵抗力量”的协助，但实际并没有这样一支部队存在。
1981年11月25日17:30，霍尔和43名雇佣兵乘坐飞机飞抵位于马埃岛的塞舌尔国际机场。其他人都顺利通过了海关，直到最后两人时，一名安保开始彻底搜查其中一名雇佣兵的行李。枪支不出意外的被发现了。意识到身份暴露的雇佣兵们亮出了武器。一名保安跑向办公室请求援助并插上门，成功地拉响了警报。机场随即开始了一场长达六小时的枪战，大约70名机场工作人员和乘客被雇佣兵扣为人质。
勒内总统当时在他的官邸，当接到关于机场事件的电话后立即让全岛进入警戒状态，召集所有警察和民兵服役，并实施24小时宵禁。人民军司令奥格尔维·贝鲁瓦上校（Colonel Ogilvy Berlouis）被命令封锁机场并防止雇佣兵逃跑。
一开始塞舌尔方面并不知道雇佣兵的数量，也不清楚机场的袭击是否应与海陆入侵同时被发动。与此同时，霍尔的手下在机场北端设置了路障，并对普安特·拉鲁军营发起了一次未成功的袭击，这导致一名雇佣兵受伤。
之后塞舌尔部队派遣两辆装甲车占据跑道，将雇佣兵限制在机场建筑内，也向雇佣兵包租的飞机开火，使其无法动弹。其中一辆装甲车驶至航站楼前院，但大楼内灯已熄灭，驾驶员难以发现雇佣兵。该车的轮胎很快就被击破，并被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点燃。该车指挥官戴维·安塔特少尉（2nd Lieutenant David Antat）从顶部出来直接与雇佣兵交火。但雇佣兵很快包围了车辆，朝安塔特胸口连开数枪将其杀害。
在战斗进行的同时，印度航空224号航班（Air India Flight 224，一架波音707）正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今哈拉雷）飞往孟买（Bombay，今孟买），载有13名机组人员和65名乘客，准备按计划进行中途加油着陆。
刚控制塔台的雇佣兵允许其降落。贝鲁瓦担心这架飞机可能载有雇佣兵增援部队，因此他下令用卡车封锁跑道，同时发射信号弹指示飞行员中止降落。但那时飞机已深度投入降落程序，还是继续降落。尽管缺乏跑道灯，飞行员还是设法操纵飞机避开了卡车，仅右翼受到轻微损伤。
见到有了逃生手段，雇佣兵很快冒着枪林弹雨登上了飞机，结束了这场长达六小时的枪战。雇佣兵指示机长乌梅什·萨克塞纳（Umesh Saxena）带他们飞往津巴布韦。在关于燃油不足的争论后，萨克塞纳同意飞往更近的南非城市德班。
随后在塞舌尔，那支由五名雇佣兵组成的先遣队、化名安东·卢比克的NIS特工多林切克和一名女性平民同伙也很快被捕。
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一名雇佣兵（南非国防军第二侦察突击队成员约翰·弗里茨 Johan Fritz）丧生，两人受伤。塞舌尔方面则是一名军官被杀，一名警察中士受伤。
在被捕并在塞舌尔受审的五名雇佣兵中，罗得西亚人奥布里·布鲁克斯（Aubrey Brooks）、南非人杰里·普伦（Jerry Puren）、英国人伯纳德·凯里（Bernard Carey）以及罗杰·英格兰（Roger England）于1982年7月6日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第五名雇佣兵罗伯特·西姆斯（Robert Sims），因与向塞舌尔走私武器相关的指控被判处十年监禁。
马丁·多林切克也被判叛国罪成立，因间接参与政变企图被判处二十年监禁。
被捕的女性苏珊·英格尔斯（Susan Ingles，47岁）是西姆斯的同居配偶，被逮捕后又被释放，指控被撤销。
经过塞舌尔和南非政府之间漫长的谈判，南非给勒内总统支付了一笔300万美元的款项后，所有六名囚犯在1983年年中被勒内赦免并驱逐到南非。
麦克·霍尔和逃到德班的雇佣兵在着陆后即被捕。
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并非因在外国发动军事政变被起诉，而是依据《民航犯罪法案》被控与乘坐飞机携带武器相关的罪名，这些明显是相对较轻的指控。而南非法律的劫机罪的法定最低刑期为五年。
在诉讼和指控过程中，国防部长马格努斯·马兰将军（General Magnus Malan）以国防部长身份，援引《一般法律修正案》，禁止二十五名被告或证人就1981年11月24日之前的相关事项作证。
四十三名被告中只有八人受到正式指控，五人被起诉后获准保释，而其他雇佣兵则未被起诉即获释。
考虑到南非曾是反对恐怖主义（包括劫机）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多项劫机公约的签署国，国际社会的回应迅速而尖锐。在持续的国际压力下， 44人组成的雇佣兵团体于1982年1月5日再次被指控犯有空中劫持罪。
但国际和当地媒体立即评论称，这些指控可能是掩人耳目。因为南非法院援引法律定义：劫机是飞机舱门关闭且飞机处于机长直接指挥下时发生的事件。
而在此事中，将飞机改道飞往德班的决定是在“劫机者”登机之前作出的，所以南非方面完全可以以不符合定义否定雇佣兵团队的行为属于“劫机”。而此前发生在塞舌尔领土上的政治犯罪应由塞舌尔法院裁决，不过双方没有引渡条约。
经过五个月的审判，南非法官宣判南非政府和总理彼得·W·博塔（Pieter W. Botha）与雇佣兵所声称的参与政变企图无关。
最终的判决如下：
麦克·霍尔被判处十年监禁（他在服刑三年后，依据彼得·W·博塔于1984年12月宣布的大赦令，于1985年5月获释出狱）；
英国人彼得·达菲（Peter Duffy 40岁）、南非人图利奥·莫内塔（Tullio Moneta 32岁）和彼得·杜尔瓦尔（Pieter Doorewaard 28岁）被判处五年监禁；
南非人弗农·普林斯卢（Vernon Prinsloo 31岁）被判处五年监禁，但实际仅服刑12个月；
英国人迈克尔·韦伯（Michael Webb 32岁），南非人肯尼斯·达尔格利什（32岁）和津巴布韦人查尔斯·戈特利（Charles Goatley 27岁）被判处两年监禁；
其余34名囚犯被指控危害印度航空飞机安全，各被判处五年监禁，但其中四年获得缓刑。这些人实际服刑6个月，并因表现良好在四个月后被释放；
美国人查尔斯·威廉·杜克斯（Charles William Dukes）在塞舌尔机场的行动中受伤，在被施以镇静剂的情况下被抬上了飞机。他被认为没有参与劫机，未被起诉即获释。
据塞舌尔新闻部长兼任塞舌尔国防军参谋长，也是未来的总统詹姆斯·米歇尔少校（Maj. James Michel）报道，在雇佣兵发动政变企图后，坦桑尼亚决定再次派遣军队协助塞舌尔。
原本自1977年以来一直在训练塞舌尔军队的坦桑尼亚士兵在政变前几乎都已回国，但袭击发生后坦桑尼亚立即派遣了作战部队增援塞舌尔人民国防军驻守机场和海岸防御阵地。
由于在审批中多林切克供述“塞舌尔流亡政府将从肯尼亚飞来，肯尼亚政府还会提供两架飞机运送军队和警察，以支持新政府并增援雇佣兵部队。”
同时塞舌尔警方在多林切克的物品中也发现了一份可疑的航班的信息，显示一架“太阳鸟航空”飞机计划于1981年11月24日从蒙巴萨（Mombasa）飞往科摩罗（Comoros）。然后它将于11月26日再次起飞前往塞舌尔。
继续讯问后，多林切克补充称这架包租的飞机将载着詹姆斯·曼查姆（James Mancham）、他的妻子和三名同僚，准备在塞舌尔重新掌权。
这一声明公开后，肯尼亚政府强烈否认任何此类卷入。
然而，这一否认受到质疑。因为众所周知肯尼亚总统阿拉普·莫伊（Arap Moi）对塞舌尔并不友好，而且肯尼亚曾与美国一起积极参与了1979年的塞舌尔未遂政变。
不过这份文件的发现以及供词使得时任非统组织（OAU）主席的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感到尴尬，而且对塞舌尔政变的支持可能是总检察长恩琼乔和警察专员盖蒂的私下独走。最终这两人在次年都被解职。
1981年12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第495号决议设立召集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次入侵事件并向安理会报告其调查结果。该委员会由巴拿马、爱尔兰和日本代表组成，其结论是“……很难相信南非对推翻印度洋岛上左翼政府的阴谋毫不知情。”
在第二份报告中，委员会报告称出现了牵连南非当局的证据，并表示“现在已无可争议”的是，霍尔曾接触南非国家情报局（NIS），并被介绍给国防军的成员。该小组表示，它发现了其他几个“其认为已明确证实”南非卷入的事项：
同时霍尔声称：南非内阁以及国家情报局（NIS）和南非国防军（SADF）的高级官员知晓并默许了这次流产的政变。而多林切克宣称他声称南非国防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包括提供AK-47突击步枪、弹药和手榴弹，并进一步安排其他武器在岛上可用。此外，多林切克是持南非政府签发的假护照前往塞舌尔的。他声称该护照是1981年10月12日由德班的内政部签发给他的。
南非政府在回应联合国对未遂政变的调查时不得不确认了这一点。
但针对策划政变的“流言蜚语”，南非总理声明：未遂政变是在南非政府、内阁或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他还表示这些机构均未授权此次政变。审判法官得出结论：南非政府并未卷入政变。
然而调查委员会揭示，南非政府曾向43名雇佣兵下达军事动员令，这些人要么是现役南非国防军士兵，要么是预备役人员。南非政府还拒绝让联合国委员会接触任何雇佣兵，并阻止对他们进行任何访谈。
同时三名报道南非秘密情报部门参与了流产政变的记者被判违反《国家保密法》，处以270至720美元的罚款，但罚款均获准缓期执行。
当南非白人政权倒台后，成立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开始逐渐清算旧政权的事件。
最终委员会认定，推翻塞舌尔政府的企图是由南非国家情报局、军事情报部在南非国防军内部某些人员的共谋下实施的一次行动。它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塞舌尔政府的主权，还严重侵犯了人权。
对于这些行为，委员会认定以下人员和机构应为其作为直接参与行动的政府机构负责人的身份承担责任：
时任总理 P.W. 博塔，
时任国防部长 马格努斯·马兰将军
情报参谋长办公室主任：P.W. 范德韦斯特赫伊曾中将（Lt. Gen. P.W. van der Westhuizen），
以及时任国家情报局（NIS）的领导人。
事件发生后，麦克·霍尔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这次政变企图的书，名为《塞舌尔事件》（The Seychelles Affair）。而阵亡的戴维·安塔特成为塞舌尔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