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错误的，《摩奴法则》和旧吠陀文献中婆罗门世俗地位的崇高在印度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就好像儒学经典中的理想社会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样。
这只是婆罗门（儒生）的臆望，很少有世俗权力会为了这种臆望在地上建立理想国，仅有几个案例也以失败告终，从而警示后来的世俗统治者。
如中国历史上的王莽，印度历史上也不乏，如米兰德一世（弥兰王问经中的弥兰王）按照佛教理念治国，结果就是国家四分五裂。
在实际上的印度历史中，婆罗门和印度教并不是一个整体，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儒家和礼教的关系一样。
婆罗门从事的一些活动，尤其是仪式活动，可以被正确地视为宗教活动，但婆罗门在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可以明确归为官僚和知识分子，在古印度婆罗门中也有大量低种姓出身的婆罗门，同样的佛教、耆那教也存在这种情况。
如在印度历史上，国王接受婆罗门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并利用他们的仪式和公务员服务并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
甚至信仰某一个宗教的国王，其宫廷和国家公务员体系存在大量其他宗教的信徒，而佛教和耆那教被印度教淘汰出印度政治体系进而衰落，同样也是印度教的政治理念高于佛教和耆那教。
印度教婆罗门群体为印度历史上的统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家，如著名的考底利耶，佛教在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里没有提供任何利于世俗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直到龙树菩萨出现，龙树菩萨在就在萨塔瓦哈纳第二王朝（Satavahanas，意译百乘王朝）第十三任国王耶那.斯里.萨塔卡尼（Yajna Sri Satakarni）的宫中担任丞相时期实行变法，推动中央集权，在耶那.斯里.萨塔卡尼死后被复辟的旧贵族赶走后，改革佛教，使印度佛教更利于在官僚体系中生存，龙树菩萨后，印度佛教再也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而婆罗门群体在世俗的权力，要依靠国王来实现，甚至印度教的内部分裂都是印度国王们的刻意为之，所以刹帝利不反婆罗门颇有一种陛下何故谋反的喜感。
如商羯罗在政治改革中的一败涂地，很多人关注商羯罗只关注他的哲学才华，很少人关注他的政治才干。
商羯罗印度教改革的重点不是宗教哲学，而是建立类似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僧侣组织，也就是僧社，只不过中国古代控制这个政治组织的是皇权，商羯罗设计控制这个政治组织的是教权。
起因继公元 7 世纪的笈多王朝后，印度开始出现列国割据形态，在瞿折罗、罗湿拘罗陀、波罗三国争霸时代，婆罗门群体在世俗社会最后的光环:替国王加冕神圣地位也被彻底击碎。
早在遮娄其王朝普拉克欣二世（Pulakeshin II，公元610 – 642 年在位），时期普拉克欣二世在击败戒日王成为印度当时最强大的霸主后，就自我加冕为毗湿奴的人间化身（Parameshvara，即至高无上的主宰，毗湿奴的称号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帝毗再也（Digvijaya）运动带来的转轮圣王概念的改变。
而在此之前，转轮圣王是维护正法、传播正法者，转轮圣王从一个需要婆罗门群体主持的神权概念，到一个统一印度者即为圣王的世俗王权概念。
瞿折罗、罗湿拘罗陀、波罗的国王跳过婆罗门自行加冕，中央集权在这一时代的进一步加强导致过去如同中国战国时代游士的婆罗门群体被分割为不同的教派:虔诚运动、沙伊夫主义、毗湿奴主义、巴克提和密宗等相互斗争，供当地领主分化驱使，赋予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
商羯罗的政治目则是统一印度教，弥合印度教分裂，使印度教统一起来恢复婆罗门群体在世俗社会的独立性。
那么商羯罗的这一改革自然是遭到了世俗王权的打压，加入达沙那米传系教团的僧侣在几百年内作为托钵僧存在，他们被拒绝进入世俗权力机构，也无法享受其他婆罗门群体的免税权利。
直到维迪亚兰亚（Vidyaranya，1296–1391），成为毗奢耶那伽罗帝国三代国王的丞相，达沙那米传系教团僧侣才终于第一次进入官僚体系，而代价是放弃通过考试选择僧侣，恢复到传统的门徒制，意味着商羯罗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婆罗门在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可以明确归为官僚和知识分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婆罗门群体在德干苏丹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会计师、部长、税收管理和司法部门。
在马拉塔崩溃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地区的婆罗门群体很快就加入英殖的官僚体系。他们是第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社区，因此在 19 世纪主导了英国较低级别的行政管理。
同样，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泰米尔婆罗门也迅速接受了英语教育，并主导了政府服务和法律部门。
既然婆罗门在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可以明确归为官僚和知识分子，那就不存在所谓的反不反婆罗门了，毕竟婆罗门的权力要依赖于统治者施舍。
而在宗教事务中，王权也逐渐压过教权，最明显的就是梵文地位的变化。
梵文是婆罗门教的语言，其他宗教没有使用它。最古老的佛教和耆那教文本使用不同形式的中古印度语如婆罗米文、巴利文。
印度最古老的铭文也不是梵文，大约有四百年的铭文，几乎没有梵文的。原因很明显：梵文是一种区域意识形态的语言，影响很小。
梵文的地位改变开始于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在这一时期梵文的政治铭文出现了。
更重要的是，次大陆那部分地区的其他宗教教徒改用梵文，他们已经拥有大量不同语言的文献，但决定在那里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翻译成梵文。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需要在他们的庞大的土地上统一语言，为什么选择了梵文？因为婆罗门群体的政治理念优于其他宗教，占据官僚群体的主体。
同样的，梵文地位的衰落是在什么时候，瞿折罗、罗湿拘罗陀、波罗三国争霸时代。
中央集权在这一时代的进一步加强，导致各个国家控制自己的婆罗门官僚首要就是建立自己独有公文和祭祀语言，那么自然地方语言崛起，梵文衰落。
另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爱经》（Kamasutra）成为了印度教的宗教经典，这明显就是来自世俗王权对婆罗门教权的恶作剧，而婆罗门还只能顺从唱赞歌。
《爱经》是印度版的《金瓶梅》或者《肉蒲团》，美国著名梵文学者温迪·多尼格 (Wendy Doniger) 写道：“爱经在古典梵文文学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它几乎完全无视阶级 (varna) 和种姓 (jati)。当然，多种权力关系——性别、财富、政治地位以及种姓——在整个文本中都是隐含的。但财富才是最重要的。”
《爱经》表现出了统治者需要把人际关系、性和情感满足强加在宗教上，婆罗门僧侣只能服从，例如主要的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晚期版本中有大量美化国王肉欲和放荡行为的词句，甚至包括“108 奥义书的正典”中排名第十的布里哈达兰卡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
从这个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宗教事务，婆罗门的教权也被王权征服过。
同样的刹帝利的世俗地位也被更下层的种姓挑战，更下层的种姓挑战后获得刹帝利地位，进而进一步挑战婆罗门。
实际上，印度社会长期以来一直被划分为贾提（jatis）。有成千上万的贾提种姓，而不是瓦尔纳种姓四等分。
贾提是一个基于职业、氏族的内婚制族群，类似于中国的宗族，一个贾提就像一个部落一样运作。正如不允许部落间通婚一样，不允许跨部族通婚，越过贾提线可能导致社区冲突。
所以一个种姓族群在种姓等级制度中的位置，是由政治和经济决定的。
例如，随着莫卧儿王朝接受旧印度的官僚体系，恒河平原的首陀罗族群卡亚斯塔（Kayastha）开始崛起成为婆罗门。
在印度南部，没有多少传统婆罗门僧侣和族群知道北印度啥时候出来一个卡亚斯塔婆罗门婆罗门族群。
尽管负责编写世俗文件的卡亚斯塔婆罗门将族群可追溯到七世纪的婆罗门宗教著作的记录，在这些文本中，有些人将 Kayasthas 描述为更早时期Kshatriyas婆罗门种姓。
作为从首陀罗进升为婆罗门的新兴势力，他们在婆罗门祭司仪式上的不专业和不统一导致在失去莫卧儿王朝的权力庇佑后，遭到了传统和其他婆罗门的婆罗门族群的鉴定为假。
倒如英属印度时期，孟加拉地区大量法院法官都是传统和其他婆罗门族群的人担任。
导致了在起源于旧莫卧儿王朝权力中心地带的诉讼中，更有可能裁定卡亚斯塔具有两次出生的身份。然而，在靠近孟加拉的地区，法律裁决倾向于赋予首陀罗地位。
孟加拉地区的传统婆罗门认为卡亚斯塔是首陀罗并且和贱民 ('dasa') 通婚，拒绝和卡亚斯塔通婚。
在 1811 年至 1812 年的比哈尔邦，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布坎南 (Francis Buchanan)将该地区的卡亚斯塔 记录为“纯粹的首陀罗 (pure shudra)”，并因此将他们与金匠、阿希尔 ( Ahirs ) 、库尔米 ( Kurmis )和科里斯 ( Koeris ) 等其他首陀罗种姓群体相提并论。
这背后其实是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底层族群掌握经济地位后挑战旧贵族的古今中外通用的故事。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殖民以来，比哈尔邦大量底层种姓族群通过担任公务员、士兵，教育和经济进步使他们能够寻求更高的声望和瓦尔纳地位，典型代表就是普密哈尔（Bhumihars）从一个农民种姓族群摇身一变获得了婆罗门地位。
所以你根据《摩奴法则》和旧吠陀文献中的准则参与祭司事务的是婆罗门，而控制土地的是刹帝利。
但是你找到了在国王宫廷任职的官僚？他是婆罗门或刹帝利，还是仅仅是吠舍和首陀罗？或者是不可接触者在国王支持下拥有了婆罗门？
典型例子就是被歧视为贱民的拜火教和犹太人群体在莫卧儿和其他南印度国王宫廷中任职的人被享有婆罗门地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