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就是内外廷的权力之争，内廷势力的代表是皇帝，宦官，外廷势力的代表就是宰相（丞相）。事实上，中国古代（秦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接近于君主立宪制度，真正处理国家事务的是丞相（宰相）和御史大夫（宰相的副手），皇帝只是作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具有所谓的“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所以，尚书原本应是属于内廷机构。另外，汉代九卿中的大司农掌管国家经济，少府掌管皇室经济，但由于九卿皆向宰相负责，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既管国家政务，也管理皇室内务，属于真正的君主立宪了。但很多皇帝自然不甘心自己被架空，所以想方设法从外廷中夺取权力。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古代中央制度的一大特点是皇帝意图设立一套班子，将其为自己所控制，推荐政府工作，以此来削弱外廷的势力；但是一段时间后，班子制度僵化，被并入职业官僚体系，最终还是披上了浓厚的外廷色彩。
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权力欲望强，所以为了摆脱丞相的牵制，设立了大司马、大将军官职，取消了太尉，并且逐渐将丞相的权力分给尚书台。东汉以后，尚书台的权力日重，三公逐渐成为被架空，只有荣誉，无实权。但同时，尚书也慢慢被外廷官员所掌控，褪去了原本内廷的成分。这是一次典型的内廷机构转变为外廷。
隋唐时期设立三省，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负责审核，尚书负责执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门是中书和门下，所有朝廷诏令均由中书省所书。完成正式诏令后交由皇帝画敕，使之具有行政权力，再交由门下省复核。如果门下省有意见，可以将诏书批注退还，也就是封驳，封还。整个命令发布过程中，皇帝只具有签字授权的作用。所以名义上，宰相依旧是政府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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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唐玄宗开始。玄宗预感宰相权力过大，于是逐步让翰林参与到诏书起草的过程，并企图与中书抗衡（翰林只对皇帝负责）。安史之乱后，翰林学士的地位上升，逐渐替代了原本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的的位置，成为皇帝的决策顾问，有的甚至可以与宰相抗衡，比如唐德宗时期的陆贽便被称成为“内相”。另外，宦官的地位也在玄宗年间上升。唐太宗曾经规定，宦官不得担任三品及以上的官职，但是这个管理被高力士所打破。肃宗年间的李辅国，权力已经大到窃取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部分职能，呈给皇帝的奏疏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可以调动军队，自行任命封疆大吏。自德宗年间霍仙鸣掌管神策军后，宦官权力急剧膨胀，掌握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后期掌握了枢密院，甚至可以废杀皇帝，但原本提高宦官地位的初衷和翰林一样，只为了和外廷三省所抗衡。但是终唐一代，在名义上，宰相的依旧是政府首脑，皇帝在国家决策中的的地位很低。
真正的转变从北宋开始。北宋年间三省制度大体不变，但有几个小变化。第一，门下尚书两省移出皇宫，宫内只留中书。第二，唐代上朝，宰相有专门座位，并且被赐茶；宋代宰相已无此殊荣，君相之间已然有了地位差异。第三，唐代中书拟好的是正式诏令，皇帝只需要画敕盖章即可；宋代中书拟好的只是条本，也就是草稿，需要给皇帝过目并取得同意，然后才拟定正式条文。只此一条，宰相的权利已被削弱，皇权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大大上升。第四，唐代政事堂（宰相谈议政事的地点）所下发的手令，即堂帖（札子），也具有行政意义，并且其意义还大于皇帝的诏书；宋太宗代规定，所有政事需当以诏令为准，实际上也是削弱了外廷，增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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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代不仅主动加强皇权，削弱外廷势力，还在外廷势力中加以分化。比如，枢密院在唐代为宦官所设，在宋代成为武官官署，与中书省分设。中书省不再参与军事政策的制定。再如，将谏官和门下省剥离，单独设置。原本谏官属于以宰相为代表的外廷势力，在散朝后可以与宰相一起参与与皇帝的正式讨论，并且规劝皇帝的错误做法，所针对的对象是皇帝非宰相。宋代将谏官作为独立的机构，并且将拔擢权控制在皇帝手中，谏官的针对对象从皇帝变为了宰相，以单纯的道德为准则对国家政事发表不切实际的清谈，严重影响了国家决策的效率。也就是说内外廷势力平衡的打破，是从宋代开始的。
明代的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的加强。明太祖撤销丞相一职，名义上标志着的外廷势力的覆灭，而新设立的内阁大学士仅仅是作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官品很低，并无实权。同时取消三省，六部成为平级单位，谁也制约不了谁，由皇帝统领。所以洪武一朝，除了六部给事中所拥有的封驳权对皇权具有一定的抑制外，皇权是空前集中的。也就是说，皇帝代替了宰相，既身为国家元首，也作为政府首脑。自建文始，由于政事的繁重，朱允炆开始提拔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于六部之上，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无宰相之衔，而有宰相之权，已经违背了太祖的《祖训录》。成祖时恢复太祖祖制，内阁学士官品较低（五品），远不及六部尚书（二品），上朝时也位列尚书之后。但是仁宗朝逐渐提升内阁官职，并使其兼任六部尚书，从此内阁地位上升，并形成了对皇权的威胁，以致宣宗不得不设立司礼监以抗衡内阁。仅仅历经三朝，作为内廷代表的内阁也带上了浓重的外廷色彩，开始成为外廷势力的代表，并且历经徐阶、高拱，至张居正达到内阁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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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代内阁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名义上还是皇帝的私人顾问，而私人顾问是没有国家政事的决策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居正那十年为什么遭到如此多御史所弹劾的原因。说到底，这还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这一做法给后来的谏官以弹劾内阁口实。终明一代，虽实为分权行事，名义上依旧是集权之势。内阁虽然对皇权不断加以掣肘，但是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
清代的外廷势力完全覆灭，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内阁原有的权力自雍正朝开始转至军机处手中，内阁大学士成为虚职；而军机处又只对皇帝负责。皇权得到了再一次的加强。另外，各部门在清代开始与皇帝直接发生关系，皇帝的决策也是以上谕而非诏令的形式加以实行。在明代，地方官的意见还需经过布政使，按察使，中央六部下官的意见还需要经六部长官，即使是皇帝的诏书也需要给事中的同意才能实行。但清代，皇帝与官员直接是点与点发生关系，中间所经过的任何人无权查看其中的内容。所以，清代是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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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央与地方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官吏的任命和对地方事务的监察来完成。从秦开始，最小的地方长官县令也是由中央任命，但是其下属的掾吏则是地方官自行任命。从唐开始，掾吏的任命权从属于吏部，虽然掾吏还具有向上升迁的可能性，但升迁幅度很小，速度很慢。明成祖时期规定不许胥吏参与科举考试，断了基层小吏出人头地的可能性，所以在地方实际办事中尽可能地为自己搜刮好处，败坏地方吏治。
从监察的角度，一般规律是中央会派出一些巡查官员巡视地方，考察民情，这仅仅只是临时职；但后期往往成为常设职位，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西汉的刺史，东汉的州牧，唐代的观察使和节度使，宋代的知州，明代的巡抚和总督原本都只是临时职位，但后期均超越了当地实际地方官，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权者。其中汉因为黄巾军起义，唐因为安史之乱导致州牧和节度使壮大，与朝廷分庭抗礼。宋削弱军权，将地方精壮之兵调至中央，地方厢军只作为劳工苦役，渐渐忘记了行军打仗。同时将原本集于地方长官一身的民情、财政、刑罚等权利分由四人，形成地方分权，地方上的财政全部上缴中央，形成守内虚外，壮中央而弱地方的局面。明清亦如此，巡抚在明代原本只是御史巡查地方民情所设的临时官职，清代将其常态化，并在巡抚之上加设总督。但遇到大事件时，还需要中央派出钦差大臣。总的来说，在和平年代，中央总是在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地方的壮大一般是借由战乱等原因才得以与中央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