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加入宏观经济学的考虑，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构建知识生产函数，研究推导数字经济对国家层面的全球价值链
地位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异质性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成本效应、知识溢出提高各国在GVC中价值增值能力，数字经济的规模效益、范围经济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作用效果。参考学者对形式知识、暗默知识的区分，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对形式知识溢出的促进是价值链低端国家赶超主导国家的机会之一，低端位置的国家可以通过扩大数字机规模来助推这一过程，弥补与高端位置国家间的差距。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历史数据分别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各产业部门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经济环境、技术水平、数字经济建设差距，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但这并不表明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退出国际产业链分工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不具优势的低端国家能够通过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来弥补经济实力、技术知识实力等方面的不足。同时，随着数字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价值链升级过程对暗默知识的需要和要求也越高，甚至会因为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的数字问题放缓。这些都给了低端国家赶超的机会。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呈现一定的缩短、区域化特征，新冠疫情更是强化了逆全球化、保护等思潮的影响力，国际物流、跨国生产、流通、储备、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受到影响，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创造及实现能力下降。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正面临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发展经济体转移的“外溢”与发达国家“回流”的处境，产业链安全受到严峻挑战。我们的研究显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覆盖面、不断打造数字产业、确保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构筑友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确立数字治理、数字保护的统一规范及相关法条，提高数字化环境治理能力，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韧性并逐步向上游靠拢，是我国必须坚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