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止上山下乡的原因，是老邓所说的“三个不满意”。其中“知青不满意”和“知青家长不满意”是自从五十年代有知青那天起就存在的，但在这两个不满意之下，上山下乡基本上还是成功的，还能延续和发展。但1968年六届中学生在文革中空前绝后地同时毕业，给城市就业造成巨大的就业危机。于是将中国农村作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以类似遣返的形式，将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赶去农村插队。
为掩盖这一“新生事物”把就业危机转嫁农村的实质，故意编造了一个“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政治借口，同时极力将这一举措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这一举措不但造成了大批知青和知青家长的困境，造成“容当统筹解决”的尴尬，更是因为和农民争夺土地、争资源、争农转非名额，这个新生事物最终导致了第三个“农民不满意”。当插队的待业实质浮现出来，大批插队知青离开农村，引起了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兵团、农场模式的知青动荡，“混为一谈”在此时发挥了负面作用，本来要求“一辈子”，通过体检和政审才去支边的知青，也提出“要回家”。在对没有理由阻挡的“要回家”松了口以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批兵团知青纷纷回城。此风更波及到文革前的知青，连同文革以前上山下乡的成功也要被否定。
其实文革前那些方式的下乡始终是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一个解决城市劳动力冗员的问题。那时候去农村的知青是“准工作组”地位，首先是政治上的依靠力量，而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的“臭知识分子”；其次是受过较好较完整教育的科技力量，而不是什么“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因此能够在农村发挥作用，确实“大有可为”。城市人了解农村的必要性是次要的，主要是农村需要城市的帮助，实现就地城镇化、文明化、现代化。
但是因为文革期间那种遣返方式的下乡造成了太坏太广的影响，不但败坏了整个运动，而且造成难以痊愈的后遗症。再次动员下乡在近期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