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埋个###，孙立人自吹自擂，公然大搞新一军慰安妇。无耻混蛋
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
本文摘自：《郧西文史资料》第二辑，作者：张善发，出版：郧西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42年的下半年后，蒋介石为补充已开赴东南亚、南亚配合“盟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实力，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动员军人志愿远征，号召青年从军远征。远征的目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配合“盟军”打击日本在东南亚、南亚的军事力量，使远征部队成为我国南方的外围力量，以保卫南方免遭日寇的入侵；然而最主要的是，国民党当局为了获得“美援”，以扩充军事装备，形成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战斗部队，作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军事力量。为了证实这个历史真貌，我想以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来说明这段历史事实。
顾祝同及贾育慧的“训话”
1943年初，我报名参加“远征军”。当时参加远征军的动机，是由于在当地任职的失意，自知不仅得罪了一些穷人，也于无意中得罪了一些地痞和暗匪，害怕以后吃亏。再说，就是在这里小心地干一辈子，也不过是井底之蛙，不能飞黄腾达。倒不如借此机会，出外闯闯，机会好的话，说不定能混个显赫职务，荣耀归来，震撼乡里。
民国31年岁末，我听说国民党当局正在各部队中招募志愿兵出国远征。报名地点是在远征军设在国内的各留守处。因万县我比较熟悉，就自费到万县报名，谁知到了四川万县，因没有现役军人的证件未被录取。回到老观庙后，我出国心切，过了春节，就带上原在“第六补训处”的证件，再到万县，谎称是“二十一军第三师警卫第一路学兵连”分回襄郧第六补训处的现役分队长，才被录取。
1943年3月，我们从万县去梁山县乘飞机到云南省沾益县，听候训话。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后接通知到“重庆远征军接待办事处”听候训话。这一天讲话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顾祝同，他说的大意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居乐业，你们响应委员长的号召，出国抗敌。根据“联合国”（指中、英、美等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的决定，我国出军四万人，开赴东南亚、南亚对日作战。在此以前，已去了两批，现在正在缅北参战。你们这次去的人，首先到缅北指挥部报到，由中、美、英、苏联合国军接待站分配。你们所要学的都是机械化的现代武器，你们的装备包括粮饷一律按“联合国”规定的待遇。你们去后要刻苦学习，提高作战技术，早日得到胜利。还要准备平定内乱，到那时才是完全的胜利。顾祝同的讲话，虽然没有明显地提到共产党，但他说的“平定内乱”，我们是知道所指的。
顾祝同“训话”一毕，我们立即返回昆明市，不久由昆明吴家坝机场直飞印、缅交界处的拉木加“联合国面北指挥部”。接着又听了“缅北指挥部”参谋长贾育慧（贾是中国方面派往“缅北指挥部”任参谋长的）“训话”。贾育慧的讲话，谈“远征军”出国的意义、作用和顾祝同讲的差不多，但讲到国内情况，他却赤裸裸地说：“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国内的情况更坏。国内各主要战略要地，都有“共匪”在捣乱，委员长打算以二百万军队对付共产党。这样我们就要为这一大批军队提供军事人材。我们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全力支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在“缅北远征军军士指导总队”里
贾育慧“训话”后的第二天，经过挑选，我被分配到“缅北远征军军士教导总队”。学员进入该队的条件要求比较高，一是必须是国民党员，二是有2-3年的军龄，三是要山师、团提名保送。到该队去任教官的除上述条件外，还要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文凭，否则不用。我是因为在参军前曾在襄郧师管区和湖北“三五八”干训班受过训，有证件，因此不仅被选入军士教导队，而且还作为初级军官对象培养。
我们这次被选去的有二百多人。临走的时候一率发给“罗斯福尼”的美式军服，把原来从国内穿去的军服统统泼上汽油烧掉。教导总队的军营设在拉木加地区的森林里，营房是用竹子和油布自建的。教导队直属“缅北指挥部”领导，它不仅为我国在印缅参战的“远征军”培训初级军事干部，而且还为国内输送一些所谓的军事人材（在我国以后培训的几期中，有不少被分回国内去了）。
到军营不久，我和焦学功（河南人）、张有来（四川人）等人被总队长张洁之（少将级）调问，并查阅了我们的证件，然后令我们到营地附近的“缅北远征军军官总队”受训。半月后，我回军士教导总队任中尉区队长（该总队的体制是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在内受训的学员一律是军士班长。
军营附近见不到一个老百姓。成月吃不到一点青菜或水果，生活很艰苦，因此不少学员闹情绪。老兵闹道要退役，新兵嚷道受欺骗。特别是限制所去的兵员不准随意与家里通信，规定“三个月可通一次”引起学员的极大不满。有的甚至说：“这是什么教导队，简直是陆军监狱。”
拉木加城、仰光、密支那有很多华侨。不少学员闹着要去游访，但军营中规定很严，不能全部去。为了安抚他们情绪，只能一次去少数人，而且还要坐飞机去。华侨同胞看到祖国去的亲人非常热情，尽管每次去的人不多，但他们仍花很大的代价，放鞭炮、撒纸屑花、送西瓜、送水果或糖类等等。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十余人在仰光附近参观古迹，发现塔林的中塔顶上有一首中国游人刻的诗：“劝君莫打散群鸟，子在窝中望母归，母若死来子尽死，你心何忍不伤悲。”当时我们对这首诗很有感触，都将它抄在笔记本上。
军事训练的内容，整个总队分门别类地有步、炮、通讯、工兵和装甲等，各有侧重。但思想教育的内容是一个腔调，除要求努力学习，下决心消除日寇，取得胜利外，还时常向学员介绍国内情况，说“国内战争很紧张，日寇步步入侵，尤其是共军除自己不抗日外，还到处煽动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搞分田地、分财产、给日寇以可乘之机，因此要作好参加内战的准备”等等。基于这种思想为指导，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又增加游击战术，目的是以游击战对付共产党的游击战。1944年4月，上述一千多名学员结业，都分配到在印缅参战的新一军去了。5月又接受了第二批学员。教导总队改为教导大队，下属五个中队。我被提升为第一种队少校中队长。这批学员有来自国内的学生，有从国内各军保送去的在任班长，还有在印、缅参战的五十二军、新一军的在职班长。这一期在后半期把军营移到宜都城郊的森林地带。为了适应内战的需要，这期的训练内容也作了大的改动，特别是在战斗一科目中把原来对日作战的运用连、班之散兵群改为散兵行。以副大队长崔得清（朝鲜人，以后做了“韩国”驻广州市领事”）的说法：“这样改的目的是一能隐藏，二能反攻，三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现代化重武器的威力，可置共军于死地”。经紧张的训练之后，于1945年元月，一千多名学员几乎全部送回国，分到国内的军队中去了。这一期军士学员，以“远征”为名出国，其实连个日本人的影子也没见到。
1944年的下半年，缅北战场的对日战争基本结束，但国内还在不断地向这里增兵，特别是加强了对基层军事干部的训练。1945年3月，我还奉命随新一军副军长贾育慧到昆明接收新兵。这次我们这一组共接收了新学员120多人到缅北受训。这批新兵都是在蒋介石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动员中入伍的，作为“十万”中的一部分被送到国外受训。为了拢络这批人，在他们出国前就全部定为上士级，而有些出国一两年的教育班长还是中士级，为此还引起了很大矛盾。显而易见，这都是为参加内战而作的积极准备。
受编到“新一军学生教导大队”
1945年元月，我所在的“缅北远征军军士教导大队”奉命编入新一军，改称为“新一军学生教导大队”。营地也从宜都移到密支那城三十英里外的丁江附近的森林里。此地南临伊洛瓦底江，北靠丁江，人烟稀少。我们去后新建营房，用药包炸、以开山机推土，把一些小树林荡平。半天操练，半天盖营房，生活极苦。吃饭由五人一火、十人一伙自己做，天天不见青菜杂粮，夜间睡觉将行军床吊在树上，野兽围着驻地嚎叫，蚊虫怎么也打不开。或者在森林中将沙垒起一个堆，堆中刨个窝，人就睡在上面的油布上。我们去的一些中，下级人员心里不住的在想：缅北战争既已全部结束，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建军营？看来是要把这里作为屯兵和训练基地，以对付共产党。但具体的目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不久，又来了联合国军、美军、印度军、咖拉军，丁江一带到处都住满了，都是用竹子和油布盖的军营。这更使人胡乱猜疑，不知道是什么用意。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知道这些外国军队是待命回国的。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西典军校，为道地的亲美派。出国的军队，均由美国提供装备，难怪蒋介石把他派往出美，目的是通过他更能于美国亲近，获得更多的“美援”。一天，孙立人率副军长贾育慧（原为缅北指挥部参谋长）、参谋长郑洞国和陈铭仁、李洪、潘玉昆等几个师长到教导大队给学员“训话”。他说：“……目前在缅北的日寇虽然基本全歼了，但国内广大地区日寇还打得很厉害，共军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与我军交战。因此你们要加速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美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准备迎接新的作战任务……。”
为了增加在缅的“远征军”的兵员和稳定日夜盼归的军心，有关当局采取了欺骗和丧失人性的手段，蒙蔽和残害青年。1945年3月，副军长贾育慧率领一批中、下级军官回国接兵。在所接受的一千多名“自愿出国”的青年中，绝大部分青年不明国外状况，在国民党亲美、崇美的宣传下，受骗上当，一心向往美国。在四川万县，我拿着所谓“自愿书”选了一批兵员。这次我注意选了一批湖北同乡，特别是郧西的同乡，如吕大章、周嘉富、阮洪英、孟凡弟、刘长寿、柯益三、张远德、谢开涛、张有才等四十多名。这些人不断地向我询问：“青年军出国是不是学习美国机械化军事的？”但我怎样回答呢？只有违心地说“对”。还有些青年天真地问：“要我们到美国华盛顿去学空军和海军，是吧？”我只有达道：这我还不清楚，我们先接你们到缅甸，以后可能按着你们的志愿分配吧。于是这批青年被骗出国。到缅甸后一切都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整天大吵大闹，可是走也为出走，跑也跑不脱。由于高压和说服手段兼用，他们不得不勉强接受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阵地战和游击战，并公开地把“共军”作为“假设敌”。在这个时期内，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有的请假进城的官兵，一见到白色姑娘就纠缠不休。为了安服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与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去青年因不愿受这种侮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
1945年的4--7月，正是缅甸的雨季，一天三晴三下雨，一起云便是一阵大雨。雨住又是烈日当空，晒得肉疼。尽管气候恶劣，大多数学员患病，但训练还是在加紧进行。有的病号带着病还要出操和参加野外训练。不去的派人拖着去，菜是罐头和豌豆瓣，干对干，真使人难咽。而且吃饭只限定三分钟，因此学员思家盼归心更切。在一棵大树上，有人用小刀刻有这样一首小诗：从军远征至缅甸，眼望四处是荒山，各军宿营森林内，机（飞机）鸣鸟啼不能眠！”
“策反”抗日名将孙立人始末
出生于安徽庐江县的抗日爱国将领孙立人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其在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的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超的军事作战指挥水平，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优秀将领，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能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针对孙立人这样的强手，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50年代着手对孙立人进行“策反”。
孙立人的国共渊源
抗日爱国将领孙立人是个传奇性的人物。1942年他主动请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击败近万人的日军，营救出被迫准备向日军投降的英军7000多人，扬国威于域外，是国内外公认的抗日名将。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著名的维吉尼亚军校，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军事教育和政治理念，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任何党派不应插足到军队中来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严令各部队彻查共产党人，他对此只是敷衍了事。他率部在印、缅抗日时，也不准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国民党组织或发展国民党员。而他自己直到1947年8月退守台湾时才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直到这时才加入国民党，实属罕见。
然而，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曾不由自主地卷入国共内战的漩涡，两度同共产党交恶。尽管孙立人曾经同共产党兵戎相见，但随着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越来越不得人心，不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丢城失地折兵，屡战屡败，特别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纷纷起义，对他触动很大，他不仅对战争胜利的信心逐渐降低，也开始怀疑起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不愿意看到在缅北抗日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新一军大批官兵倒在反共的战场上，更不愿意看到苦难的同胞刚从日寇的铁蹄下站起来，又陷入国共内战的火海。他对反共的内战日趋消极，“心情抑郁，意兴阑珊”。
孙立人热爱祖国，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孤岛后，当时美国政府想抛弃腐败无能的蒋介石，让孙立人掌管台湾，使台湾脱离大陆，以维护其在远东的霸权。孙立人虽与美国许多政要、高级将领关系亲近，和当时炙手可热的马歇尔将军又是维吉尼亚军校的校友，但他不愿做民族的罪人，不愿看到被日本强盗占领了50年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宝岛台湾又从祖国分裂出去，坚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鲜明地表明了他作为职业军人的品格。
针对孙立人这样的强手，早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就看出孙立人有被策反的可能，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找谁来策反孙立人？
策反的雄关漫道
这时，共产党想到了一个人——龚意农——孙立人元配夫人龚夕涛的胞兄。
孙立人于1919年与合肥龚彦师之女龚夕涛（龚毓兰）结婚。当时孙立人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刚升入高等科。18岁的龚夕涛则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是位大家闺秀。婚后这对新人感情甚笃，和谐幸福，龚夕涛还将姨侄女介绍给孙立人的清华好友杨杰为妻，两家过从甚密。
龚意农出生于1900年，和孙立人同在北京读大学，孙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龚在中国大学商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龚意农毅然毁家纾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政权中，他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方面的领导，曾任淮南银行、华中银行、省人民银行行长，省委副部长等多项职务，晚年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他既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孙立人的至亲，理所当然地成为“策反”孙立人的不二人选。
没有任何史料能证实“孙立人下令枪毙日军俘虏”
这种说法从2005年开始大范围传播以来，在各个媒体上陆续演变出不同的版本，各版本之间虽然内容相似，但在时间和杀俘虏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孙立人下令枪毙日军俘虏”的三种说法
坊间传闻的孙立人下令杀日本俘虏的说法主要有三个版本：
第一种说法：第二次缅甸战役孙立人下令杀俘——来源：人民网，凤凰卫视
这种说法2005年被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 采用，文中说：“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10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凤凰卫视在2008年也曾就此做过报道
至于这种说法出自何处，两者都未明确交代。
根据这一说法，此事发生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期间，也就是1943年10月到12月之间。但这里只是说孙立人要枪毙战俘，并没有提到活埋，更没有说有多少名战俘被枪毙。
第二种说法：孙立人所部活埋1200名日本战俘——出处：新华网，凤凰卫视
新华网2008年的文章《二战中与张自忠齐名的中国将领孙立人》和2009年的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中马鼎盛都提到，孙立人所部以活埋的方式杀了1200个日本官兵：“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第三种说法：42年仁安羌大捷开始孙立人即下令杀俘虏——出处：中国经营报
这种说法最保守，出自《中国经营报》2009年刊载的于东辉的文章《我的团长缅甸1942》，丁在文中说此事始与1942年让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这里没有说孙将军活埋了1200名日本俘虏，只是声称其在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就开始枪毙俘虏了。
从现有的史料上看，以上三个版本都不可信
自这种说法出现以来，不断有人出来辟谣说这一说法乃是胡编乱造。的确，从现有史料推断，以上三个版本都不可信：
1、现有史料都未有过此类记载，持此说法的文章和媒体都没有明确出处
如果真的存在孙立人将军公开杀俘的事情，报纸书籍等肯定会有所记载。但至今所有持这种说法者都未能提供可靠的出处，网上有人称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李敖的《<孙立人研究>前言》，随后被大陆的许多军事记实小说转载”，但编辑查看了李敖在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孙立人研究>前言》原文，并未看到相关说法。
同时，编辑查阅了国民政府高官、中国驻印军官兵、英军、美军的战史记载、当时的电报往来、回忆录、日记、传记等，都未发现相关的记载，包括远征军的美军指挥官史迪威日记和远征军新38师的随军记者孙克刚（孙立人的堂侄）的《缅甸荡寇志》（上海广益书局1946年出版）等，也未提到此事。日本方面的战史如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等也没提及此事。
如果真如有的传言中所说“活埋1200名日军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俘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的话，那么以孙立人在国际上的声名，国外的报刊媒体定会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现在能查到的国外资料中并未有这一信息。
不仅现有史料没查到相关说法，所有持这种说法的文章（包括人民网、凤凰卫视及新华网的）都未给出任何可靠出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有人杜撰出来的。
孙立人将军在自己的口述资料里边也根本未提及此事，一些当年随孙立人远征的38师老兵也明确否认孙下令杀过战俘。比如叶兆言曾写文章记载一位抗战老兵的说法：
"广州一位三十八师老兵托人打电话给我……这位老者是孙立人部下，当年在师部谍报队服役，是活着的见证人。出于对老长官的热爱，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日本人非常顽强，生俘的很少，所谓活埋是胡说八道。第二，活捉俘虏可以奖励，为了邀功，也不会这么做。第三，为获得情报，任何一名被俘的日本士兵都有价值，为防止他们自杀，常捆绑在门板上，战俘待遇很高，有时甚至用飞机押送，如果要杀，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这位叫梁振奋的老兵特别提到了孙立人的留美经历，说孙将军在美国学习军事，他接受的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杀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叶兆言：孙立人将军的传说》）
2、从现有资料中所载中国远征军战绩看，根本没有那么多日本俘虏
诚如上述远征军老兵所言，从现有的资料所载抗战时国军所有战绩来看，每次大的战役，中国军队能俘虏的日军数量少则几个，多则数百，基本没有上千的。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次俘虏1200名日本官兵，可能性不大。从现今所有记载中国远征军战绩的史料看，基本都说在整个赴缅作战过程中，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总数只有几百，不足一千，如孙克刚在《缅甸荡寇志》中说：“前后两期攻势作战，和我军对垒的日军有第二、十八、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六五个师团，及第三十四独立旅和其它特种兵部队，我军击毙日军共33082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75499员名，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敌人几乎全军覆没，我军和敌军伤亡的比列，是1：6。”
依据孙克刚的说法，孙立人所率部队从新38师于1942年4月入缅起，至新1军成立，到1945年4月3日止，整整3年在缅甸作战所俘虏的日军总数不过是323人。那么在整个第二次缅甸战役中中国军队俘虏日军的全部数量是多少呢？据刘咏涛在《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胜利的原因》一文中介绍：“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17个月……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600余人。”
也就是说，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在整个第二次缅甸作战中国远征军胜利的情况下，俘敌也仅600余人，根本不可能出现孙立人所率部队在一次战役中俘虏1200名日本官兵的情况。
有人说孙立人曾让3000日军战俘在广州修新一军的纪念碑，认为新一军俘虏的日军远不止数百人，但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因为曾参与此事的新一军老兵黄隆炽在其《管押日俘修建新一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经过》中说明确说明，新一军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回到广州参加受降仪式时孙立人命令修建纪念碑的：“孙军长是在受降仪式刚结束，立即亲口向走在他身边的三十八师李鸿师长下达的命令，并说要派日俘来赎罪修建，要修好，还要快。现在经过3000多日浮的修建，基础工程大部完成，监工的工兵营要撤走，日俘要大部遣返，就把继续修建的任务交给留守处，留守迁把任务交给我们营。”（《纪念孙立人文集》P183）日本投降后，在华日军皆是俘虏，调用3000人来修纪念碑也不奇怪，并不能说这3000人就是新一军从缅甸俘虏的。
二、国军在抗战中的确有杀日本俘虏的现象
但上述理由并不能否认孙立人所部存在杀日本俘虏的可能性，因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作战过程中的确存在杀俘虏现象，而且用活埋的方式也出现过。
林彪1937年：“华北军队”曾活埋、火烧日军俘虏
虽然中共在抗战中对日本俘虏采取优待政策，但并不等于国军也是如此。不知何种原因，涉及国军抗战中俘虏政策的资料极少，从能查到的国军对待日本俘虏的资料来看，的确存在杀日本俘虏的情况。比如说，林彪1937年11月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谈及日军不肯投降的原因时说：
“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
在1938年8月《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也提到：“军队纪律我们刚才讲过有对内对外之别，还有对敌军纪律，这主要的是优待俘虏，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对这些是作惯了，不成问题，但在其他军队及民众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主张杀俘虏。但这种狭隘的办法是帮助敌人、巩固敌人、健全敌人。”
也就是说，在八路军高级将领林彪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军部队对日本俘虏的确不够宽容，存在杀俘虏甚至用活埋、火烧、剖肚等方式杀日本俘虏的现象。对于国军杀俘虏的说法，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也有提到：
“杨团长一次讲话中……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史沫特莱文集1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09月出版P370）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滇缅会战中，远征军老兵张体留在回忆腾冲之战时说：“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由此可见，由于日军在华罪孽深重，国人深受其害，远征军战士在战场上由于仇恨过深而杀日本俘虏的情况恐怕也在所难免。
现有的战史资料水分较大，不排除存在为“尊者”、“胜者”、“受害者”讳的情况
现有的战史资料中歼敌和俘敌数据都是由作战部队自己上报并写入资料的，这中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多报战功或者隐藏不合理行为的情况。
比如，关于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的歼敌情况，孙立人、白崇禧、孙克刚、当时直接与敌作战的113团团长刘放吾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甚至有人说：“仁安羌一役，我军仅以战斗员1121名的113团，与7倍于我之敌军33师团的214和215两个联队主力激战，为国捐躯的官兵计204名，负伤者318名，几占全团战斗力的一半。但我军却击毙、击伤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1000多人，并且挽救了7000多英军的生命”（《孙立人将军抗命驰援仁安羌》，《<孙立人将军传>副刊——印缅抗日战争书刊评论集》P10）
但真实情况是无论当时的敌人数量还是最后歼敌人数都有所夸大。就歼敌人数而言，据1942年4月20日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说：“现据孙师长皓未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P113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时的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而最终战报上却说“遗尸1200具”或者“击毙、击伤敌官兵1000多人”。
既然在战果上有所虚报，那么即便真的在战场上出现了杀俘虏这种并不是很光彩的事，肯定不会将其写进资料大肆宣扬。上边提到了国军的确存在杀俘虏的行为，现有的正式文件和战史中找不见任何相关描述。虽然这种行为不符合日内瓦公约，但与日军杀俘虏的规模和残忍程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所以有所隐讳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可以说的确存在远征军俘虏了日军并将其活埋对外宣称是“击毙”的可能性，但这种行为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更不可能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统计，因此1200人这一准确数字还是值得怀疑的。
以孙立人的留美经历否定此事并不可靠
上述新一军老兵以孙立人留美受过良好教育一事否定其下令杀过日本俘虏，这种观点并不可靠。诚如叶兆言所言“我们讨论问题，必须就事论事，孙立人是否虐杀过战俘，关键是有没有，不是会不会。”
别忘了，虽然孙立人在美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对日本在华兽性再熟悉不过，并且他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期间遇到了曾经的老对手第18师团，新仇加旧恨，出现过激行为不是没有可能。诚如美国人法兰克吉伯在其《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中说：“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
受到的教育再良好，在残酷的战争和对方令人发指的兽行面前，动怒甚至做出过激行为都是可能的。虽然可以肯定孙立人在公开场合没有下过此种命令，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私下里发此言论的可能性，而仅凭现有的关于孙的史料来做出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现有关于孙的资料几乎都出自其本人、部下及家属，即便孙真的私下里说过此话，一来知道的人范围有限；二来知道者有可能为维护其声誉，恐怕不会真的将其写进资料。
根据萨苏的说法：日军曾经指责孙立人部下杀俘虏
学者萨苏曾说：“日本资料中没有‘孙立人杀俘’的说法。倒是有一个叫李鸿（曾是38师团长，后接替孙立人担任38师师长）的将军，日军曾经指责他有杀俘的现象。”
据跟随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大公报》随军记者煦东介绍，在1943年11月的于邦战役中，李鸿率部遭遇了曾经在淞沪会战中让其部损失惨重的日军第18师团，在这次战役中李部歼灭了该师团的55联队：“我们检查虏获的文件，知道敌人这第18师团，就是以前的久留米师团，六年前淞沪之役，曾经同我们在周家桥刘家宅一带碰过面。1940年冬季，施坦恩顾问从上海归来对我们说：‘敌人在上海损失最大的要算周家桥刘家宅之战，他们为了不忘记那一次的教训，曾刻下一块纪念碑，竖在苏州河边。’到今天可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们决不肯把他轻易放过。”（煦东《于邦之捷》，《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P177）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时任团长的李鸿碰到了昔日的仇人，的确有可能有杀俘虏的过激行为，萨苏所提到的日本材料如果真的存在，可以算作孙立人部下李鸿杀俘虏的孤证。
结语
1、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可靠资料能够证实孙立人或者其部下杀过日本俘虏。
2、出于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愤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确实存在一些杀俘现象。
3、即便孙立人或其部下杀俘虏是真的，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这种战场上的极端行为欢呼。确实，日本在华曾犯下滔天罪行，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面对“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这样的段子，高呼一声“是中国人就转”，确实相当解恨。但解恨归解恨，这样的欢呼，一者，不能让我们更文明，二者，也丑化了孙立人将军的形象。
2012-5-28 第16期
孙立人：从国军王牌到蒋介石的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