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从表面上看，只是一场开国皇帝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解除开国将领所掌握兵权的一个政治举动；与其他朝代相比，区别仅仅在于没有流血。甚至坊间会觉得，太祖用一种有些狡黠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其实不止这些。
我们一般都认为，唐宋两朝都是治世，有自己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且大致可以照常运行；二者中间夹杂的五代是个乱世，在乱世中，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会发生，不合常理的制度会出现。但是却忽略了，每个治世都是从乱世过来的，宋初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就是从五代的乱世中走出来，拨乱反正，建立起太平治世中所应有的制度。而“杯酒释兵权”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其中一环。
———————————————正文开始，分析文本的分割线—————————————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现在通常所引用的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版本，其实最早的是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然后是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但不同的记述不仅简略不同（《涑水记闻》更详细），关键是时间以及诸将领后续的职务安排都不一样。李焘在《长编》中，采用了王曾的时间以及后续安排，而用了司马光的情节。所以学界一直有人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 时间。按照《长编》的记载，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七月，而六月初，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刚去世，太祖应该处于服丧期，有没有可能宴请石守信等人？
回答：关于丧期的长短有着不同的规定，天子例“以日代月”，也就是说，一天当一月，《宋史·礼志》对此有记载，六月二十五日除服。杯酒释兵权的七月，已经不在丧期了。在丧期内，禁止饮酒作乐；而丧期过后到11月除了特别隆重地大宴，一般的宴席不禁止。翻看《宋会要辑稿》就可以看到，在七月和十月，太祖都曾办过大宴，所以宴请几个老朋友、老下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详略问题。王曾的记述和司马光的相比，简略很多，很明显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有人为的夸张和渲染。而且王曾已经是真宗、仁宗交替之际的臣子，并不是太祖同时代的人，他的记述有多少可信度。
回答：一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详细和绘声绘色，这简直是肯定的。你看司马迁写的鸿门宴，每个人的表情和声音他都能描写到，难道他身临现场了吗？但是这与事件的真实性并不冲突。王曾的记述，虽然简略，但基本的关键词和框架都已经有了。而且与《长编》相比较，乾德二年，石守信等人确实离京去了地方。而且王曾的人品也很可靠，性格稳重，不确定的事应该不会瞎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王文正公笔录》一书的评价是“（王）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据。故李焘作《通鉴长编》往往全采其文”。几个方面综合来看，王曾的说法应该是靠得住的。
——————————————回溯唐朝五代的分割结———————————————
@红茶魔术猫 答案中也提到了，宋初大的军事变动，一个是收中央禁军兵权，一个是收藩镇兵权。而禁军与藩镇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还是要从唐朝和五代讲起。
唐朝的军队制度在玄宗朝有个比较重要的变化——由府兵制转化成募兵制，简单地说，府兵制就是义务兵制，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当兵，平时在家里种田，轮到你了就去替国家当兵，期满了再回来继续种田，而且当兵要自备行李武器干粮；但是这个制度，玄宗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慢慢地改为了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兵制，出现了专职的军人。玄宗时疆域又特别大，驻守在那里的兵士天长日久地不回来，都成了将领的私人。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着三镇的民政、财政和兵权。爆发之后，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只能依靠驻扎在其他各地的节度使来平定。所以安史之乱之后，一方面为了酬劳，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足够的实力收回节度使的权力，于是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藩镇。
唐朝灭亡之后，五代的朝代更迭特别频繁。这种现象就是藩镇势力太大导致，藩镇的兵力足以推翻天子，便带兵打入中央自立为帝，原本自己在藩镇的兵力就成了禁军。而由于能当天子的藩镇兵力在其他藩镇之中原本就是最强的，所以慢慢地，藩镇势力便不敌中央禁军。等到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之时，禁军已经成了精锐，藩镇倒无足轻重了。赵匡胤以及他的开国将领都是中央禁军的统帅。所以赵普称禁军为“腹心之患”，而藩镇为“肢体之患”。而“杯酒释兵权”的对象，也都是中央禁军的将领。
—————————————解除中央禁军威胁的分割线————————————————
先插一张北宋初期禁军高级将领变动示意图（图片来自聂崇岐先生《论宋太祖收兵权》）
从左边开始看：
第一列：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是宋初禁军的两个部门。
第二列分别是两个部门的最高将领。侍卫亲军司分为马军司和步军司。最高首领是统管马军司和步军司的马步军都指挥使，然后是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然后是各司的首领，即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最高首领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兵变之时即为殿前司都点检。
三到六列是“杯酒释兵权”之前的禁军变动情况（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第七列是之后。
人名大家都不熟，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只是小规模的调整，主要目的是把禁军中非太祖心腹的将领换掉，代以他的心腹将领。而从最后一列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殿前司还是侍卫亲军司，“杯酒释兵权”之后，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统领都被撤掉了，而且日后也没有再补齐。这一手调整，把禁军最高统领裁撤而以原本没那么重要的官职任首领，降低了这个职位的威望；另一方面，也不再用杰出的将领来典禁军，减少士兵对将领的向心力；侍卫亲军司不再设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军司与步军司渐渐割裂开来，形成了殿前司、马军司与步军司并列（合称“三衙”）的局面。
————————————————解除藩镇势力的分割线—————————————
赵普的原话说的非常清楚，“稍夺其权、收其钱谷、制其精兵”。分别是从民政、财政和兵权三个方面来说的。
一、 民政。宋朝建立之时，并没有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每消灭一个国家，原来的地方官难以全部废除，于是另外再设通判。而通判的作用一方面协助地方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监视的作用。后来又从中央任命京朝官做知州，提高对节度使的制约。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罢支郡。每道（或称路，地方行政单位）之中，节度使所驻扎的州，称为首州，其余的称为支郡。太祖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新收复的州下令直接隶属于中央了。但原来属后北周的州，仍归节度使管辖。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任河阳节度使之时，有下属向太宗告状，称赵普欺负他，要求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不再隶属于河阳，太宗同意了。没过几个月就下令，全国其他地方的支郡都不再从属于节度使管辖。节度使所管理的，不过是首州而已。
二、 财政。中晚唐的节度使，赋税大部分留在自己手中，上缴中央的极少。赵普任相后，劝太祖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太祖下令，除必须的财赋外，其余尽交中央。后来又在地方设知州，每路设转运使负责财政，地方基本就没什么多余的钱了。
三、 兵权。周世宗柴荣在世之时，就曾经要求地方将精兵选宋至中央充禁军；宋太祖依旧延续了这种做法。只是更为标准化——中央用木头做好兵样子传送到各地，要求符合条件的一概送到中央充禁军。
——————————————关键人物的分割线—————————————————
1、 赵普。
赵普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腹心之患”和“肢体之患”的定位、解除禁军和藩镇的手段，简直是指明了宋初皇帝掌握军权的发展方向和步骤。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太祖还是太宗，都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在往下走。皇帝解除了地方藩镇的势力，消除了中央禁军的威胁，走出了五代“兵强则逐将，将强则易君”的阴影，奠定了北宋“无内患”的基础。
赵普有私心吗？当然有，“陈桥兵变”之事，赵普是主谋之一，但是北宋建立后，他仅仅是枢密直学士；而石守信等诸人已经是禁军统帅，地位远远凌驾于他之上。赵普作为开国功臣中的文臣之首，对此当然有意见。他出于私心，想要解除这些人的兵权，也是可以想见。但是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太祖是武夫，手下身居要位的也都是武夫。如果作为文臣的赵普不出来为文人争取权益，以后的宋朝是武夫当政还是文人掌权？事实上，“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后又独相十年。太祖去世之后，太宗也是亲近文人的性子，大开科举之门，才形成了日后文官统治的宋朝。
2、 太祖。
太祖在这件事上，也许看得没有赵普长远，但是太祖的长处在于他个性的宽厚。“杯酒释兵权”的首倡者是赵普而不是太祖。赵普一再劝太祖解除诸将兵权，他不肯。而赵普最终说服他的理由也是“我知道他们不会背叛你，但保不齐手下人为了贪图富贵而谋逆”（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接受了这个说法，但站在当时来看，更多的是为了防患。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第二、仅仅是解除禁军兵权，并没有彻底解除手中的权力。他们到了地方上，仍然有财政权和地方的兵权。实际上，在日后统一中原的过程中，许多将领又再次参与进来。如王审琦出征太原；符彦卿统一湖南荆南等。第三、联姻。把妹妹和女儿分别嫁给了他们。一方面当然有政治上的考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表示，我对你们是极为信任和亲近的，我们荣辱与共，我会保全你们的利益。太祖的其他影响，下节再说。
——————————————————对后世的影响—————————————————
这样统贯地看下来就很明显了，“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自太祖继位到太宗统治的几十年中，将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一小环；而“掌握军权”又是宋朝稳定政权的一小环。实际上，从唐朝到宋朝，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与稳定政权相关的，就是“宋朝无内乱”。大规模的皇储之争、宗室内斗、女主夺权、外戚跋扈、宦官专政都没有，除了宋初四川的王小波起义（四川比较特殊），连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这些都是在宋初奠定的制度基础，所以宋朝人对于本朝的“祖宗之法”极为自豪。从北宋到南宋，夸赞的言语屡屡不绝。
但是除了这些明面上的制度性的东西，我还想说些别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暗藏着任何一个朝代开国之初都会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的关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固然是最简单的选择，但是开国之初的血雨腥风，难道不会影响带个朝代后继的政治风气？
即使是暗藏着政治考量的权力转移，太祖都做得一团和气。他不杀周恭帝，不杀南方小国家的降君，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无疑给新生的朝代以平和、宽松的政治气氛。《宋史》中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所以宋朝才会有了士大夫政治，才会有后世皇帝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人觉悟，也才会有文明的、繁盛的宋代文化。
——————————————————个人废话的分割线—————————————————
这个问题也关注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来写。因为觉得，如果铺陈开讲，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即使是从狭义的角度，也会牵涉到比较宏观的整体性的政治策略，所以迟迟不敢下笔。今天冒昧来写几句，只是珠玉在前，已经有过千赞的回答了，不知道会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个回答。
如果想进一步地了解，我推荐聂崇岐先生的《论宋太祖收兵权》（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在聂先生之前，普遍认为，“杯酒释兵权”即是“罢藩镇”，而聂先生在文中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杯酒释兵权”为收禁军兵权，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与《涑水记闻》的行文有关。此外，王育济老师的《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03期）也对此前的多种怀疑真伪的声音进行了辨析。我的主要观点来自于他们，自己只是整理和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