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枭雄，奈何做狗
其实早就想找个机会聊聊孙可望，也就是秦国主了，既然有人邀请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核心意思就是开头的八个字。
平心而论，秦国主在前期无论是对大西军自己在张献忠死后的发展，挫败云南分离势力并促进云贵两省的发展，还是全国性的抗清事业都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首先孙可望作为大西义子之首，在张献忠阵亡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和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起构成了四将军体制，维持了大西集团内部的基本团结，避免了像大顺集团一样在李自成死后自我瓦解。在决定未来发展方针的遵义会议上，他主导的会议及时纠正了张献忠末期的滥杀策略，制止了汪兆龄意欲通过延续这一政策控制大西集团的企图。为大西在张献忠死后能以一个独立势力有所作为，并与残明势力有合作的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遵义会议后，他主导的领导层审时度势，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打出为在西南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沐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导致此时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和个人感情。孙可望此时展现了灵活的手腕，一手民族大义抓政治，一手土地改革抓经济。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集团，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这一点《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 》一文已经著述颇多，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长伯同学都依然在享受。
在军事上，他没有因为云南辟处西南，就索性关起门来做夜郎王国，而是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与同时期何腾蛟等明军大部分镇将的文恬武嬉，醉生梦死不可同日而语。的确，这里面的许多措施不能说完全都是国主一个人的功劳，但是他作为遵义会议后大西集团实际上的首脑，确立了云南时期总的发展路线和宏观政策是毫无疑问的。
而孙可望做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就不得不提他于永历六年（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主持并发动的湖广、四川两路反攻。以这两年清军将校阵亡的硬指标为依据，就目前我所能统计的结果，清方在顺治时期有据可查的467名阵亡将校中，此次北伐共消灭清军将校100人（蒙满八旗32人），占总数的20%还多。而此次战役击毙的清廷高官之多，更是前所未有，光轻车都尉以上的高级将官就阵亡36人（蒙满八旗13人），其中更有两位高品亲王，1名都统（隶属吴三桂），1名护军统领，2名副都统，1名署护军统领，2名署副都统，绿营总兵2人，绿营副将4人。
不仅如此，这次北伐应该是萨尔浒以来，明军唯二有巨大成果的战略进攻行为（另一次则是孙承宗主持的四城之役）。即使东、北两条战线最后都以功败垂成告终，但依然收获了巨大的成果，首先彻底挫败了顺治力图毕其功于一战，彻底消灭云贵抗清基地的企图；其次在四川依然控制着除保宁府外的大部分领土，湖南收复了重镇辰州，广西收复了除桂林外的大部分领土；在军事上彻底结束了八旗军入关后战无不胜的趋势，尤其尼堪身边最为精锐的护军也在明军包围下损失惨重，诸申勇士神话破灭，更为重要的是对在数量上占多数，负责地方防卫的绿营和汉军藩兵部队都造成了毁灭性的重创，桂林、叙州、辰州三场歼灭战可以说几乎团灭了敌方主将以下的军队主力。清廷在西南的汉军部队几乎被一扫而空，洪承畴到任后花费大力气从全国抽调精干重建湖南防线的行为让清廷背上了每年亏空五百万的巨额财政包袱。
从这个角度，黄宗羲对此评价为“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毫不过分，这确实是一场一扫之前种种阴霾，振奋人心的军事行动。那么该怎么评价作为当时全军统帅的孙可望此时发挥的作用呢？平心而论，不能因为孙可望后期当了耻辱的大汉奸，就抹杀其前期的抗清功劳，也不能因为晋、蜀二王最后矢志以终，就将全部的抗清功劳推给这两人，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必须要承认刘文秀、李定国作为前线指挥官总体而言是称职的，其中李定国无论眼光、勇气还是毅力都颇为可圈可点，尤其衡阳之战在第一天交战失利的巨大压力下依然敏锐地捕捉战机，最后击杀尼堪重创其护军堪称经典之作。刘文秀在保宁地所作所为争议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情报迷雾的情况下也不要过于苛责，而且他也完成了阻击清军南下四川的基本任务。
如果这两人作为前线指挥官表现不佳，那固然就没有北伐前期的胜利了。但是如果没有孙可望在背后为其提供的人力、物力支持乃至对大将的基本信任，那必然连前期的胜利都不可能有。这一点并非虚言，纵观明清战争中明方的惨败哪次不是统帅层先掉了链子，萨尔浒前的令旗催战，辽沈的临阵换帅，广宁的督抚失和无不是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而孙可望作为明军总统帅在北伐第一阶段的表现是关键而且值得称赞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修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8万人，北线出动6万人，云贵的殿前军及其他后备部队4万人（一说西线6万人，北线4万人，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总之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黄石看了羞愧，临高看了沉默。由于刘、李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2、孙可望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是极为正确的。和很多史书黑的孙可望到了云贵后就只求自保，几乎是刘文秀和李定国催着其出滇抗清不同，从行为上看孙可望为北伐做的准备和第一阶段的规划是极有条理的。在北伐之前，首先对盘踞在贵州和四川两省实质上处于割据状态的各路军阀实施了强行收编，并在原大西军的统一领导下恢复了地方的基本生产和军队整训工作。在1651年就派遣冯双礼和马进忠对湖南进行了试探性进攻，摸清虚实后，于第二年委派李定国对湖南、广西发起大规模全面进攻。四川方面面对吴三桂的威胁，主动派遣刘文秀出击，避免清军两路会师的可能。不仅如此，根据郑氏方面遗留下来的史料，在北伐前，孙可能还秘密派出使者同东南抗清势力联系，寻求东西并举战略的可能。应该说，孙可望在北伐第一阶段的整体规划，即以云贵两省为基本盘的前提下如何夺取整个西南，为之后的吴三桂、蔡锷等人都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3、孙可望第一阶段给予了前线将领足够的信任。就个人观点，大西三兄弟间的关系不是黑白分明的脸谱，而是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北伐第一阶段，秦国主应该说还是认清自己在军事上的缺陷，并给予两位义弟充分的信任。面对北伐这一重要军事行动，没有被立功的欲望冲昏头脑，甘于在后方成为支持前线的统帅。而对刘、李两位主帅，平心而论，确实给了足够的信任，刘、李二人手下的十多万军队几乎是明军除殿前军外的全部主力（尤其李定国手上的征东军几乎是大西当时一半的家当），也没有搞什么国主锦囊，千里金牌之类的幺蛾子去遥控指挥。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他在史书中的评价本来应该是“国主起于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明，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国主之开国也，属献贼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在某些皇汉色彩的史学家口中，恐怕还能更高”然则万历以降，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孙国主耳。举明室坐失之中原，责后秦以不荡平，没其挞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矣。“ ”雪中原之涂炭，光先人之令闻，寄奴、元璋、可望之绩，知其不远。“
然而，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的人生就如自由落体一般，兄弟阋墙、内外离心、众叛亲离，从一代枭雄向着大汉奸急速坠落，最终为抗清事业在政治上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这一枭雄自我毁灭的历程，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如果展开了讲，都可以写好几篇文章了，这一个回答都写完，我觉得很亏，毕竟问的是历史功绩....
简而言之，孙可望之后就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逐步走向了他之前成功的反面。首先，大西领导层内部间的关系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这其中既有旧明官绅的挑拨离间（永历方面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因，虽然他召李定国会师的原因未必是要除掉他（这件事很复杂先不展开），但战后将北伐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定国，最终导致二人关系不可挽回，也彻底失去了一员极为优秀的将领和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对刘文秀，先借助保宁之败彻底剥夺他的兵权，也导致后续岔路口之战缺了一员参谋，后续不得不起复刘，但两人间的信任已荡然无存。
其次，他和旧明官绅的关系也彻底恶化了，尤其是迎接永历到安龙后。事实上，这位天下各拥明势力公认的正牌天子，如果运用得当，本该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大西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由于封秦王风波（虽然这绝大部分是永历朝廷自己的过错）等原因，以及迷信”二龙不相见“等谚语，他既不愿意给与永历名义上的尊崇，又不想完全接到贵阳彻底控制，结果就是永历本人本是随遇而安的性格（他当傀儡早就习惯了）却为了求生不断联络各势力发衣带诏，而孙可望在安龙的亲信和内奸既无法完全隔断中外，面对李定国的迎驾军又毫无反抗之力，结果在政治上极为被动。
最终，失去了得力将领的信任，他既不能如刘裕一般靠建立功业树立威信夺取政权；与名义上的朝廷关系恶化又不能完全控制，使他也很难像操莽一样走正规禅让途径；最终的选择只有靠玩弄不入流的政治手腕，比如制造祥瑞，发动亲信劝进，乃至大肆封赏部下伺机夺取政权，到了这个地步，国主权利的合法性和威望可以说只是建立在惯性上。不仅如此，由于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都在如何篡夺政权上，实际上轻慢了复明事业，许多军队又落到缺衣少食的地步。此时在广东屡败屡战，两撅名王的大英雄李定国率师迎驾后，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有一些死忠亲信，政治上也未尝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永历等人也不愿在清军强敌环绕之际再打内战，还是希望哪怕暂时维持和谐也好，为此还做了不少修复关系的举动。而孙可望却悍然挑起内战，发动内战也就罢了，飞龙骑脸都能被反杀...
诚然，如顾诚所言，内战由于孙军快速崩溃，并未造成极为严重的军事后果，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极为恶劣。孙可望发起内战及出逃，向清廷清晰传达了明朝内部不稳，政治混乱的信号，这一局势下，不仅丧失信心的洪承畴重新精神抖擞，在汉中观望形势，几度拒绝攻打四川的吴三桂也力主出兵。明朝基本没什么喘息时间就赢来了清军主力的围攻，不仅如此，在内政上由于孙可望长期执掌中央政权，其旧部依然遍布整个永历政权，指望李定国能在短期内理顺朝局本就不现实，面对孙可望背靠清廷的招降草木皆兵、举措失当也是可以预见的。孙可望本人虽未前往战场，但将部分亲信派往军中作向导，后续战争中清军几乎轻易绕开了明军布防的不少天险很难说于此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孙可望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功勋，毁灭了自己曾经一手创业的事业。身为枭雄，你可以卑鄙无耻，可以言而无信，然而一个枭雄依然是有自己的底线。晋安之乱时，面对卢循十万大军，刘裕手上不过5000余人，众将纷纷劝他避其锋芒，而刘裕之后的话，则为枭雄到底该是什么样的，做了充分的注解 ”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 不成功便成仁！
所以最后，刘裕成了宋武帝。而说出”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的孙可望，他最后留下的历史形象定格为一个背叛了曾经的自己，背叛了复明事业，被清廷卸磨杀驴的”义王“，汉奸、国贼以及小丑，虽然他本可以，成为另一个宋武帝。
PS1:谢邀 @洞木光委员长 ，虽然我也早就想找机会写秦国主了
PS2：永历六年北伐清军阵亡高级将领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