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宪的《西方犯罪学史》中有一段来自斯蒂芬·谢弗的《犯罪学中的理论》的话
虽然这段话略显空泛，但大致可以了解到一个较关键的概念，那就是“改革”，这个改革带来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科学化”，虽然我们将这几位相提并论，但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龙勃罗索倾向于犯罪人类学，而菲利倾向于犯罪社会学，但如果仅仅论其实证主义思想，额，这样的，举个栗子，如果阅读过他写的《犯罪人论》就会发现，第322页中认为犯罪也有返祖和生理上的原因，这是他的经典论证，当然，如果阅读过吉娜·龙勃罗索-费雷罗的《龙勃罗索犯罪学精义》就会发现到了后期龙勃鲁索也会关注外部因素，但是依旧还是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因素是主要犯罪诱因，众所周知，菲利是龙勃罗索的学生，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犯罪社会学》143页认为人类行为是自然心理机制和生理状况造成的，但菲利最重要的是他对于社会因素和人类学因素和对应的案件类型进行了区分，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代表一个刚刚科学化学科可以进行分类计量，这是一个大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实证派犯罪学》的183页写的犯罪饱和使得对于实证主义犯罪学可以与社会实体进行联系，这位社会本位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当然，这是我没事儿看书扯得，以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我倾向古典学派，陈兴良在《刑法的价值构造》中提到“罪刑法定主义是以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为其价值内涵的，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法律为规范人类社会，我个人认为，个人本位比社会本位要重要得多，当然，我并非法学专业或者法哲学专业，不敢妄言，只是说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