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很多人希望去世之后要入土为安。因此，现阶段愿意捐献遗体的人非常有限，其中很大的比例还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老一辈的革命者及医学工作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成为大体老师和入土为安并不矛盾，医学院会尊重大体老师及家属的意见，在进行大体解剖教学后缝合还原遗体，交还家属火化后安葬，并且会组织学生定期追思凭吊，表达感激和哀思。
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而我的第一位大体老师，就是一位为新中国奋斗终身的老革命，他在去世后捐献了遗体。而我也有幸在这一过程中，从他身上接受了医学解剖知识和唯物主义信仰的双重教诲。
我现在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接触大体解剖的实习课前，我们挤在一条走廊上等着，激动和紧张两种情绪混杂。教室门开的一瞬间，一脸兴奋地带头冲进去的是班上的女生们，她们还第一时间占据了遗体身边的最佳解剖位置。从此以后，对学医女生的敬畏，深深地烙进了我的神经。
进入教室后的第一个程序是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悼念这些大体老师们的逝世，感念他们对医学教育的贡献。仪式过后，就是直奔主题的解剖时间，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过程，理论知识早已在解剖理论课上讲过，实习就是让我们动刀学习的时间。
所有的遗体都蒙着头部，所以我并没有见过大体老师的面容。之所以蒙着头面不是因为怕吓到了我们，而是为了把无伤的头面部留给口腔医学的同学，他们要上专门的头部解剖课。
不过虽然看不到面部，但我们还是通过遗体包裹袋和老师的口中得知了大体老师的身份信息。我的第一位大体老师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后离开军队读了大学，后来在某个重要的工程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硕果累累，成为了一名院士，是名副其实的国之栋梁。去世后，家人遵他的遗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育，老一辈的革命者对唯物主义有着真诚的信仰，这也是我对“唯物主义”四个字最直接、最生动的一次认识。
因为是新近捐献的遗体，大体老师身上的防腐液气息并不浓郁，他是一位瘦削的老人，皮下脂肪并不多，为我们减少了很多痛苦。这一点其实很幸运，因为如果遇到了一位肥胖的大体老师的话，切开皮肤清理脂肪将是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过程。
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大部分医学生第一次亲自动手解剖的部位，不是心肺、不是腹腔，而是腋窝。腋窝看似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地方，但作为连接躯干和人类灵巧的上肢的关键之处，有着极其复杂的肌肉、骨骼、血管和神经解剖结构。我当时作为小组内唯一的男生，承担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把大体老师的手举到头顶，暴露出腋窝。我至今仍然记得握住大体老师手的感觉，那只手瘦削而冰冷，即使隔着手套也能清楚地感觉到手上的皱纹，我就这么举了半个小时，直到同组的同学们摸索着完成了腋窝的解剖。
和解剖图谱上颜色标注清晰、层次分明的结构不同，真正遗体里面的所有结构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种灰褐色的颜色，如果不用手捋一捋，是很难分得清一个条索状结构到底是血管、肌腱还是神经的。如果对理论基础不够熟悉，认不出解剖术野里的标志性结构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失去参照物进入迷失的状态，就像没有导航的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转悠一样——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啥、摸的是啥、切的是啥、接下来会看见啥。所以对于一些容易令人迷惑的结构，就不能只是用眼睛看，还要下手去捋、去摸索、去探查，遗体冰冷的温度、浸透的防腐剂和溶解的油脂都会粘在手套上，那种令人难忘的质感会长久地停留在第一次接触解剖者的记忆中，久久难忘。
鉴于我国的医学教育习惯于用各种食物来比喻人体的各种组织和病灶，这种不好的习惯也传染到了我的身上，为了不影响大家日后对于一些食物的食欲，这里我就不作过多的描述，以免让大家对一些食物产生心理阴影。
解剖完腋窝后，接下来就是颈部、胸腔和腹腔的解剖。解剖胸部的时候，会用一个类似于修剪树枝的园艺剪的工具逐个剪断肋骨，从而打开胸腔。如果在解剖过程中遇到一些典型的病变，指导老师会提醒我们特殊注意一下。我们的大体老师是因为一次急性心肌梗死不幸去世，我们在解剖心脏的时候，就在指导老师的提醒下看到了冠状动脉里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狭窄和导致心肌梗死的血栓，还有那块因为梗死明显比其他地方更加苍白的心肌。我记得当时我的内心还惊讶了一下，没想到这么一块小小的血栓就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不过，对于大体老师来说，解剖教室并不是他们的最后归宿。在课堂上完成了人体典型结构和脏器的局部解剖后，我们的指导老师会在课后将遗体缝合还原。这是一个对技巧要求较高的过程，所以一般都是由较为资深的解剖学系教师和研究生进行，我们这些学生就无缘此项工作了。缝合还原的遗体会根据大体老师和家属的意见，在供家属凭吊后火化安葬，或是陈列于解剖楼的追思室中。对于一些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无法确认来源或者联系不到家属的大体老师，医学院也会专门安葬并定期悼念，我们学校的大体老师公墓，就在北京的长青园。当然，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教学或科研价值的标本会在家属同意后由医学院长时间保存。
由于时代和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些后来者已经不必感受很多老一辈医学生的“痛苦”，比如冷藏防腐的技术使得遗体不必长时间泡在福尔马林池中，大大减少了刺鼻的气味和搬运遗体的痛苦——据说在更早年间，学生们上解剖课前需要自己去地下室里的福尔马林池中打捞遗体。由于我就读的北医在国内已经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医学院，北京地区的捐献遗体者也相对较多，因此能够保障我们的教学和科研需求，让每个人都能亲自动刀解剖。而据我所知，在国内一些捐献遗体者相对较少的地区，不少医学院已经因为缺乏大体老师停止了解剖实习课，医学生们也就没有了亲自动手的机会，只能通过书本和PPT学习解剖，这对年轻一辈医生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我没有太多办法去改变大环境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但同时作为一位曾有幸接受过大体老师教诲的医学生和一位唯物主义者，能做的就是秉承大体老师的遗志，在说服家人后，自己去办理一份遗体捐献的登记，希望以后在离开人世以后，能为活着的人们再做一点贡献。也希望在未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我们的“无言良师”，在人类医学进步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